論媒體內容共管架構之必要／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莊豐嘉

所謂媒體內容共管（co-regulation）架構的論述之所以會產生，一方面是對於行政權獨大可能造成危害媒體新聞自由的疑慮，而在目前媒體自律又無由產生良效的情況下，加入公民參與的概念；希望一方面能平衡行政權的壓制，一方面約制媒體的肆無忌憚。

更直接的說，此一媒體內容共管架構，就是公民對政府與媒體兩者都不信任下的產物。

政府單位目前有通訊委員會（NCC）的獨立機構，握有相當大的權力，除了罰款之外，甚至必要時可以取消媒體執照，照理說，應該可以讓媒體知所節制。但是，實際的情況並不如預期，因為媒體運作有許多模糊的空間，作為行政機關，不可能樣樣干預，樣樣指導。

此外，NCC的運作有時也充滿爭議，例如前一陣子的瑤瑤事件，被批評為保守主義復活。道德標準突然高懸在媒體製作者心中最高的位置，對媒體發展的影響為何？更重要的是，NCC所以會就此案進行調查，不就是接到公民的申訴嗎？

社會的保守與開放力量，一時之間很難說誰對誰錯，但如果這是社會現實，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力量引進共管架構，會讓問題有解決的機會？還是讓問題更複雜？會不會只是將爭議轉換一個戰場？以至於治絲益棼？

所謂共管，從時間軸分判，可以分為事前與事後。基本上，兩者應該都有公民參與的空間，例如，事前將製播過程透明化，讓公民可以參與其中，提供意見。事後的機制，則著重在對節目內容的批判及懲罰。但除了時間向度，還必須考量媒體內容及製播過程的類別因素等影響。如果兩者兼具，則兩者所佔比例為何才洽當？

公民能夠參與的程度，以及媒體內容類型為何，都關係到公民參與內容共管的可行性。例如公視有話好說的談話性節目，計畫讓幕後的討論過程公開化，甚至公民有機會到現場旁觀製播過程；這種節目的屬性或許十分適合，但是強調時效性的新聞節目，能夠完全比照嗎？

事後的共管機制，相對單純，只要將審議成員加入公民代表即可。但爭議未必就比較少。例如，公民參與的代表為何? 如何產生? 參與的方式和機制為何?

因此而產生的結論，就會比較容易讓大眾信服？這種社會學的假設，都有賴實際運作的實證效果，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。

再者，從共管的範圍而言，是否設定在傳統的電視及平面媒體?

網路媒體是否也在共管之列?以自由市場的角度觀之，前兩項傳統媒體均已遭受網路興起的強大威脅，方興未艾的是網路對視聽大眾的影響，因此，是否也該未雨綢繆?　而網路媒體複雜度更遠甚於傳統媒體，這樣的共管架構能更勝任嗎？

但無論如何，嘗試將公民納入媒體內容共管的架構之中，仍是值得探討和嘗試的方向。更積極的看，從目前網路概念已進化到WEB 3.0的情況下，公民對媒體的內容是否有更寬廣的選擇和參與空間，已令人高度期待；未來，公民和政府、媒體的三角關係該如何建立良善的回饋機制，促進媒體的公益角色？這些都是制定媒體政策及從事媒體工作者，不能迴避的趨勢。

但必須強調的是，在法律、自律及他律的三角架構下進行討論，往往忽略了記者的主體性，這也是台灣媒體發展的一個可悲的現象。在資本極大化，而人才供多於求，且差異性不大的情況下，某種意義上，台灣的新聞自由是歸屬於媒體老闆的，記者這一行業，愈來愈喪失能動性和主動性，以致於無法在自律的作為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如果能夠讓記者的第一線角色就發揮應有的自律功能，則公民對於媒體的疑慮應該會降低許多，政府想要伸入媒體的權力之手也將收斂不少。

坦言之，在社會整體素質發展到一定階段時，公民參與在理論及實務上，均具有可行性，尤其媒體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，讓公民參與內容的共管架構，應該是時機成熟，水到渠成。可以說，已經不是必要與否的問題，而是如何設計一個完善的機制，建立具公信力的運作慣例。

先進國家的國情未必盡然與台灣相符，因此在參考之餘，仍需要縝密的討論與設計，方能提出令各方信服的辦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