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成立三年有餘，至今其管制作為或不作為可謂毀譽參半，外界期待其積極任事或消極放任者，所在多有。其中關鍵，牽涉到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的管制哲學，究竟是「管得越少越好」，抑或是揚舉積極介入並導正通訊傳播市場結構與秩序，方是符合國民殷盼和公共利益的管制哲學與政策呢？

NCC 是否應有準立法和準司法權？是否應有完整的通訊傳播政策制訂權？是否應在管制監理之外，也應擁有獎勵、輔導等政策工具？千呼萬喚始出來的NCC，在產業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拉扯之間，如何謀求平衡點？又如何在數位匯流的急遽變化中，為台灣通訊傳播與影視產業開創新的境界？